摘要：汤帝崇拜与河内武术文化魏美智一、汤帝崇拜与河内剑侠文化。商汤，即成汤，子姓，名履。见于记载的有：汤、成汤、武汤、商汤、天乙、天乙汤 ，是契的第十四代孙，主癸之子，商朝开国君主。在夏朝末年商汤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革命，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用武...
汤帝崇拜与河内武术文化
魏美智
一、汤帝崇拜与河内剑侠文化。
商汤，即成汤，子姓，名履。见于记载的有：汤、成汤、武汤、商汤、天乙、天乙汤 ，是契的第十四代孙，主癸之子，商朝开国君主。在夏朝末年商汤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革命，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用武力推翻了腐朽的夏王朝，建立了商朝。商汤革命是我国五帝和夏王朝以来第一次通过武力革命来取得政权国家。商汤革命是中国奴隶社会中一个奴隶主的总代表革去另一个奴隶主总代表的命，虽革除了夏桀的暴虐，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奴隶制王朝，也就是在汤革了夏桀之命后建立起来的，统一了自夏朝末年以来纷乱的中原，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势力所及，远远超过了夏王朝，汤灭夏后奠定了商王朝疆域的基础。
河内（沁阳、博爱）一带是夏朝暴虐统治的重灾区，商汤革命结束了暴虐，民众得到了解放，民众对商汤感恩戴德，觉得商汤是一位伟大的帝王，在民众中兴起了商汤崇拜潮。河内人民与商汤接触有两个方面。一是商汤的昆吾之战。昆吾国，就在博爱县苏家作村一带。据《路史·国名记》记载，“苏，己姓子，忟为夏侯伯，今怀庆之武德有苏古城。”苏氏出自己姓之昆吾，昆吾子（忟）封于苏，后世遂以国为姓。据有关史书记载，昆吾氏经过繁衍发展，后又派生出九个姓氏，即苏、温、董父、叔安、鬷夷、旧许、顾、舟人、诸稽。昆吾集团在夏中晚期很强盛，是当时诸侯国十霸之一。昆吾人善于制陶、琢玉、冶金和占卜。昆吾人发明陶瓦以代替茅草盖房，是历史建房技术的创举。夏太康时，王政腐败，昆吾集团组织勤王之师，联合诸侯国自为盟主，以尊王室。太康去世后，桀继夏朝王位。桀王暴虐荒淫，不理朝政，昆吾集团对夏桀王朝发动造反。这时殷商集团势力也很强大，也正在策划推翻夏王朝，企图取而代之，所以不允许昆吾集团的举动。于是，就以除奸讨乱为借口，成汤率兵讨伐昆吾。经数年战争，昆吾败于殷商，被殷商所灭。随后殷商灭夏，建立殷商帝国。公元前11世纪，周部落强大，欲东取商王朝而代之，被商征服的昆吾氏便与周联合起来灭商，其代表人物叫苏忿生，后来成为周朝的大司寇。因苏氏的人擅长制陶等匠作，村名改为苏家作。苏家作附近的村庄受苏氏的影响干起匠作营生的，以作命名的村庄有十几个。二是沁阳田猎区的中心衣（殷）就是今天的博爱内都村。内都村城墙9里13步，古名冀州，是天子之城。尧、舜、禹、启都曾在那里做帝都。商汤革命胜利后，经常在那里打猎，住在夏朝的皇宫里。甲骨文对此多有记载。因“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在河内一带对汤帝崇拜经久不息。一是在很多地方建有商汤庙。如上屯村、水运村、清化街二地方、孝敬镇东王贺、圪垱坡、金城乡等。现存的有东王贺“汤帝庙大殿（元代） ”柏山镇上屯村“成汤庙大殿（元代）” 、西马村汤帝庙、圪垱坡成汤大殿等。
一、汤帝崇拜与武力、武德、武功的崇拜。汤帝崇拜造就了行侠仗义的侠客、剑客。侠客，泛指行侠仗义，行为豪壮的人；剑客，是指以宝剑为武器的豪侠。
博爱历史上的著名剑客和剑术家。博爱的历史上有三位知名的剑客，分别为司马凯、司马蒯聩、荆轲。司马凯、司马蒯聩与司马迁同宗。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记载了司马氏的分支情况：“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
从司马迁的序言中可以看出司马氏分秦、赵、卫三支流传。秦国即司马迁支属，以文史为宗；卫国一支从政，当了中山国的宰相；赵国一支即司马卬支属，因传剑术理论而显名。《司马氏系本》云：“蒯聩生昭豫，昭豫生宪，宪生卬。以及司马钧、司马量、司马俊、司马防、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等。
司马卬以孝敬母亲著称的。他的母亲从柏壁寨（唐村）逃荒到孝敬里，生下了司马卬。司马氏的第一位剑客就是司马卬的先祖司马凯；第二位剑客是司马卬的曾祖父司马蒯聩。司马凯是著名的武术理论家，《汉书·艺文志》载他的著作《剑经》三十六篇，《手搏》六篇。这两部书是迄今我们所知到的我国最早的武术著作。司马蒯聩也是一位剑客。但是，史籍对他们的记载很少，作为剑客他们都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无从得知。只知道他们是中国武术史上记载的著名剑客、武术家。
第三位剑客荆轲，博爱县月山镇荆里村人。荆里，现名景里，也称井里。据《史记·刺客列传》载：“荆轲者，卫国人也。”《辞海》载曰：“荆轲，战国末年刺客，卫国人。卫人叫他庆卿。游历燕国燕人叫他荆卿，亦称荆叔。后被燕太子丹尊为上卿，派他去刺秦王。燕王喜二十八年荆轲带着秦逃亡将军樊于期的头和夹有匕首的督亢地图，作为进献秦王的礼物。在献图时，图穷匕见，荆轲刺秦王不中被杀死。”《辞海》对卫国的历史变迁作了详细解释：“卫，古国名，始封之君为武王的弟弟康叔。公元前十一世纪周公平定武庚的反叛后，把原来商都周围地区和殷民七族分封给他，成为当时大国，建都朝歌，即今河南淇县。公元前660年被翟击败，靠齐的帮助，迁到楚丘，即今河南滑县。从此成为小国。后又迁都帝丘，即今河南濮阳。公元前254年为魏所灭，后来在秦的支持下复国迁到野王，成为秦的附庸国。公元前209年为秦所灭。”从《辞海》的记载看出，荆轲所居的卫国，不是建都于濮阳的卫国，也不是建都于滑县的卫国，更不是建都于淇县的卫国，而是建都野王之卫国。卫国是公元前254年建国。荆轲刺秦的
故事发生在公元前227年，即野王之卫国建国二十七年之后。可见，荆轲的故里发生在博爱县荆里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荆轲的第一个举动，是向卫元君鼓吹自已的主张。荆轲如果是齐国人，齐国当时是一个大国，去齐国更有利于实现他的主张。他不可能舍近求远跑到卫国这个弱小的国家来实现自己的图谋。其次，荆里村四围绿竹荫荫，树木高耸，是一个极其秘密、隐蔽的所在，最适合象荆轲这样不能为外人所道的职业者所居住。从多种角度分析，荆里村为荆轲的隐居地是十分可信的。那么，如何解释荆轲后人在濮阳的的事实呢？应当说，荆轲刺秦后，弱小的卫国不能为荆轲的后人提供庇护，为了躲避强秦的追杀，荆氏举家迁到齐国。
荆里村原先村里只有姓荆的居民，当时村名为荆里。明末清初唐村李姓的一支迁徙到这里，村名称为荆李。乾隆朝月山寺时，走到这里，看到这里四周的翠竹和绿树把小村围得严严实实，村里散住着几户人家，没有街道，便说：“这哪里是村庄，不过是个圈子罢了。”停了一会，乾隆皇帝接着说道：“不过，这里景色真美，来到这里就像来到风景里一样。”于是，该村也被称为“后圈”，也借乾隆皇帝的吉言称其为“景里”。
博爱历史上的剑术名家。剑客，不仅是指侠客，剑客，后来许多文人雅士也逐渐发展为对剑术、剑侠的喜爱。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侠客和剑侠，而是精于剑术的文人雅士。
第一位剑术家当是唐朝诗人李商隐。他有一首《风雨》的诗，写他看着自己的宝剑感慨：“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心断新丰酒,消愁又几千”。看到自己的宝剑，感觉自已处境凄凉,羁旅漂泊的日子几乎要穷尽一生.黄叶在风雨中飘零,青楼上的富贵人家歌舞升平，新朋友遭到世俗的攻击诽谤,老朋友也隔断良缘而疏远，面对宝剑，想到自已空有才华,却不得志,在外漂泊,恰似在风雨中飘摇，心中苦闷,借酒消愁,诗境悲凉。
唐代诗人元稹，是一位剑术家。《唐才子传》记载他是河南河内人，即今博爱县人。他有一首《说剑》的长诗：“吾友有宝剑，密之如密友。我实胶漆交，中堂共杯酒。 酒酣肝胆露，恨不眼前剖。高唱荆卿歌，乱击相如缶。 更击复更唱，更酌亦更寿。白虹坐上飞，青蛇匣中吼。 我闻音响异，疑是干将偶。为君再拜言，神物可见不。 君言我所重，我自为君取。迎箧已焚香，近鞘先泽手。 徐抽寸寸刃，渐屈弯弯肘。杀杀霜在锋，团团月临纽。 逡巡潜虬跃，郁律惊左右。霆电满室光，蛟龙绕身走。 我为捧之泣，此剑别来久。铸时近山破，藏在松桂朽。 幽匣狱底埋，神人水心守。本是稽泥淬，果非雷焕有。 我欲评剑功，愿君良听受。剑可剸犀兕，剑可切琼玖。 剑决天外云，剑冲日中斗。剑隳妖蛇腹，剑拂佞臣首。 太古初断鳌，武王亲击纣。燕丹卷地图，陈平绾花绶。 曾被桂树枝，寒光射林薮。曾经铸农器，利用翦稂莠。 神物终变化，复为龙牝牡。晋末武库烧，脱然排户牖。 为欲扫群胡，散作弥天帚。自兹失所往，豪英共为诟。 今复谁人铸，挺然千载后。既非古风胡，无乃近鸦九。 自我与君游，平生益自负。况擎宝剑出，重以雄心扣。 此剑何太奇，此心何太厚。劝君慎所用，所用无或苟。 潜将辟魑魅，勿但防妾妇。留斩泓下蛟，莫试街中狗。 君今困泥滓，我亦坌尘垢。俗耳惊大言，逢人少开口。”
剑客文化造就了剑法，使剑法2000多年来一直在博爱流传。唐村《李氏家谱》出现了“习拳渡剑”剑术大家李春茂。 渡是民间关于武学内功计量单位，一渡内力的人，可以扔石头二十丈远。民间多用来计算人的武学修为。李春茂“习拳渡剑”，说明他武功修为非常高，剑术剑法水平很高。 舞剑，要求动作细腻，舒展大方，潇洒飘逸、优美沉稳，既有技击、健身的价值又有欣赏价值。剑法准确、动作协调；松沉自然、劲力顺达；速度适宜、节奏明显；连绵不断、潇洒飘逸。舞剑时要求肩部松沉，肘部自然下附，胸部舒松，背部舒展，腰部放松，胯部正直，臀部收敛，膝部开活。身法要端正自然，不偏不倚，舒展大方，旋转松活，不忽起忽落，动作要以腰为轴，带动上下，完整贯串。剑法清楚，劲力顺达，力点准确，身剑协调，方法正确，要懂剑法、明剑理。为了将剑法发扬光大 李春茂还创作了《十三势舞剑歌》：青龙出水万蚧藏，风卷残花满地香。白云罩顶乾坤小，黑虎搜山猿豹忙。苏秦背剑落星斗，凤凰展翅奋飞翔。旋风剑过惊闪电，腰斩白蛇两段伤。环头头套悬日月。云中一指见日光，黄龙刺心冲铠破。霸王举鼎独立当，玉轮抱月孙公计，次第十三万古扬。
二、汤帝崇拜与行侠仗义的民风、民俗。
第一，对民俗的影响。万历《怀庆府志•风俗》：“怀庆府汉书其俗刚武尚气力，汉兴二千石治者以杀戮为威，又曰，其俗颇奢靡，嫁娶送死过度。而野王好气任侠，有濮上风。又曰，康叔之风歇而纣之化犹存，故俗刚强多豪杰，相侵夺，薄息礼，好生分。”
第二，对民众的尚武之风的影响。无论在建国之前还是建国之后，博爱县过去基本村村都有习武的队伍，村村都有习武的人。清化镇虽然是一个中等城镇，却有12家镖局，家家镖局都是本地的武师；所谓怀商，基本都是清化的商号，他们的商号北到蒙古、北京，南至香港，东至上海，西至西安，都有清化怀商的商号，清化的镖局、镖师押镖行走于全国各地，没有发生过镖局丢镖的事件。
第三，民众心智的影响。江湖有句俗言：南京到北京，没有怀川精。怀川（博爱、沁阳）由于豪侠仗义，言而有信，以诚待人，做生意看淡眼前利益，多做长远打算，生意做的长久，生意越做越大。如杜盛兴商号有一年到云南收购麝香，发现那里遭到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当时的经理人看到这种情况，九所携带的资金全部支援救灾。经理人回来后，掌柜不仅没有批评反而对经理人大加赞赏，称赞他有眼光。云南灾难过后，村民打来的麝香无论何人出价再高也不卖，宁愿低价卖给杜盛兴商号。
商汤崇拜与千载寺武魁的抗倭战争
倭寇一词来源于日本的国名。《明史》记载：“日本，古倭奴国。唐咸亨初，改日本，以近东海日出而名也”。倭奴国，起源于三国时期魏国皇帝曹睿曾御封当时日本的君主为卑弥呼，即亲魏倭王，于是亲魏倭王所在国家也叫做"倭国"。从汉魏晋唐日本一直沿用此名称。
（1）、东南沿海倭寇之乱的原因。
明季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根深蒂固，究其原因大约有四种。
一是前朝镇压失败。唐宋以前皆倭国每年朝贡不绝。到了元朝，元世祖数遣使赵良弼招之不至，乃命令忻都、范文虎等帅舟师十万进行征讨。大军到了五龙山遭遇暴风，全军尽皆覆没。五龙山，位于辽宁丹东西北2公里处，山势巍峨壮丽，像五条腾越的龙脊，山上无数石峥嵘奇特，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时即沿着这条通道出发的。因讨倭大军尽皆北方人，对海洋的气候、季风等气象规律不了解，遭到风暴后不知道怎样躲避，结果全军15万人尽皆覆没。经历此次失败后元朝皇帝再也没有调集大军征讨，从此，断绝了远超以日本的来往，每年日本也不再来朝贡，元帝“屡招不至”，断绝了两国的来往。倭寇在沿海一带的袭扰也没间断过，直到大明王朝的建立。
二是明朝异己势力与倭寇的勾结。最著名的当属胡惟庸通倭案。胡惟庸案为明初四大案之一。胡惟庸做了7年丞相，任期内在朝中遍植朋党，不遗余力地打击异己，集团的势力不断膨胀。后来，在他定远老家的井中，突然生出石笋，出水数尺深，还说胡惟庸祖父三代的坟墓上，晚上都有火光，照亮夜空。献媚的人争相说这是祥瑞之兆。胡惟庸更加高兴和自负，从此有了谋逆不臣之心。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称其旧宅井里涌出醴泉，此为祥瑞，并借此邀请朱元璋前来观赏。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太监云奇紧拉住缰绳，急不能言，拼命指向胡家。朱元璋感觉事态严重，立即返回，登上宫城时，发现胡惟庸家上空尘土飞扬，墙道都藏有士兵。
为了实现他的野心，他还陷害忠良。大将军徐达极恨他奸恶，从容地告诉了朱元璋。胡惟庸于是诱惑徐达的守门人福寿，图谋害徐达，但被福寿揭发。杀害异己。开国功臣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刘基生病，刘基退休前，曾告诉朱元璋，胡惟庸不宜在相位，他一直怀恨在心，刘基有病，朱元璋派惟庸带医生探视，胡惟庸便对刘基下毒，毒死了刘基。
在对外关系上，胡惟庸一方面派元旧臣封绩致书元朝，向元朝嗣君称臣，请求出兵做外应。另一方面勾结东南沿海一带倭寇，妄图里应外合颠覆明王朝政权。胡惟庸派明州卫指挥林贤出海招引倭寇，与他们约定日期相会。明史记载+ `“先是，胡惟庸谋逆，欲藉日本为助。乃厚结宁波卫指挥林贤，佯奏贤罪，谪居日本，令交通其君臣。寻奏复贤职，遣使召之，密致书其王，借兵助己。贤还，其王遣僧如瑶率兵卒四百余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既至，而惟庸已败，计不行。帝亦未知其狡谋也。越数年，其事始露，乃族贤，而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禄 ”。
三是明王朝的怀柔政策导致倭寇朝贡不正常。明王朝建立经过外交努力，恢复了与日本的关系，日本按照常规定期向明王朝纳贡。日本使臣曾向朱元璋递交表张说，我们并不是不尊重大明王朝，而是因为元朝的时候蒙古人把我们看做小老婆一样，动不动就发动征战。后来，朱元璋所发的祖训中就列了15个国家为不征战之国，其中就有日本。明时规定来纳贡的人员不得携带、买卖武器。 成祖即位，遣使以登极诏谕其国，国使还未出发，日本朝贡的番使入已中国。按照规定，番使不得私携兵器卖给当地居民，诸犯禁者悉籍送京师。”明成祖帝说：“外夷修贡，履险蹈危，来远，所费实多。有所赍以助资斧，亦人情，岂可概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准时直市之，毋阻向化。”十月，使者至，上王源道义表及贡物。帝厚礼之，遣官偕其使还，赉道义冠服、龟钮金章及锦绮、纱罗。十五年，倭寇松门、金乡、平阳。有捕倭寇数十人至京者。廷臣请正法。帝曰：“威之以刑，不若怀之以德，宜还之”。
永乐初，诏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乃赐以二舟，为入贡用，后悉不如制。宣德初，申定要约，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而倭人贪利，贡物外所携私物增十倍，例当给直。礼官言：“宣德间所贡硫黄、苏木、刀扇、漆器之属，估时直给钱钞，或折支布帛，为数无多，然已大获利。今若仍旧制，当给钱二十一万七千，银价如之。宜大减其直，给银三万四千七百有奇。”从之。使臣不悦，请如旧制。诏增钱万，犹以为少，求增赐物。诏增布帛千五百，终怏怏去。
永乐之后的怀柔政策虽然使中日关系得到改善，倭寇对我国沿海的侵扰并没有停止。《明史》记载：正统“四年五月，倭船四十艘连破台州桃渚、宁波大嵩二千户所，又陷昌国卫，大肆杀掠。八年五月，寇海宁。先是，洪熙时，黄岩民周来保、龙岩民钟普福困于徭役，叛入倭。倭每来寇，为之乡导。至是，导倭犯乐清，先登岸侦伺。俄倭去，二人留村中丐食，被获，置极刑，枭其首于海上。倭性黠，时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东南海滨患之”。
四是国内黑恶势力与倭寇的勾结，借机大发横财。与倭寇勾结的黑恶势力主要有，第一，官贵之家。按照明朝祖制，浙江设市舶提举司，即今天的海关，驻宁波。到了明嘉靖年间，尽撤天下镇守海关官员和停靠码头。开始，还由商主主之，严通番之禁。海关撤销后，海关事务遂移之贵官家，进行不公平交易，低价收购货物，还不给钱。使商人“负其直者愈甚。索之急，则以危言吓之，或又以好言绐之，谓我终不负若直。倭丧其赀不得返，已大恨”。第二，黑恶势力。“大奸若汪直、徐海、陈东、麻叶辈素窟其中，以内地不得逞，悉逸海岛为主谋。倭听指挥，诱之入寇。海中巨盗，遂袭倭服饰、旂号，并分艘掠内地，无不大利，故倭患日剧”。第三，潜至日本的东南沿海渔民。他们有的做了倭寇，有的甚至成为日本国的特使等。
明朝落后的军事设施。明初，沿海要地建卫所，设战船，董以都司、巡视、副使等官，控制周密。迨承平久，船敝伍虚。及遇警，乃募渔船以资哨守。兵非素练，船非专业，见寇舶至，辄望风逃匿，而上又无统率御之。以故贼帆所指，无不残破。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破昌国卫。四月犯太仓，破上海县，掠江阴，攻乍浦。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及常熟、嘉定。三十三年正月自太仓掠苏州，攻松江，复趋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复薄苏州，入崇德县。六月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来往，若入无人之境，忬亦不能有所为。未几，忬改抚大同，以李天宠代，又命兵部尚书张经总督军务。乃大征兵四方，协力进剿。是时，倭以川沙洼、柘林为巢，抄掠四出。明年正月，贼夺舟犯乍浦、海宁，陷崇德，转掠塘栖、新市、横塘、双林等处，攻德清县。五月复合新倭，突犯嘉兴，至王江泾，乃为经击斩千九百余级，余奔柘林。其他倭复掠苏州境，延及江阴、无锡，出入太湖。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倭战则驱其所掠之人为军锋，法严，人皆致死，而官军素懦怯，所至溃奔。帝乃遣工部侍郎赵文华督察军情。文华颠倒功罪，诸军益解体。经、天宠并被逮，代以周珫、胡宗宪。逾月，珫罢，代以杨宜。 时贼势蔓延，江浙无不蹂躏。新倭来益众，益肆毒。每自焚其舟，登岸劫掠。自杭州北新关西剽淳安，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过泾县，趋南陵，遂达芜湖。烧南岸，奔太平府，犯江宁镇，径侵南京。倭红衣黄盖，率众犯大安德门，及夹冈，乃趋秣陵关而去，由溧水流劫溧阳、宜兴。闻官兵自太湖出，遂越武进，抵无锡，驻惠山。一昼夜奔百八十余里，抵浒墅。为官军所围，追及于杨林桥，歼之。是役也，贼不过六七十人，而经行数千里，杀戮战伤者几四千人，历八十余日始灭。
（2）、千载寺僧众的抗倭战争。
戚继光，字无敬，号南塘，祖籍山东，生于山东登州，出身将门，从小就立下了驰马疆场保国为家的志向。从嘉靖二十八年他21岁起，先后带兵从登州到蓟州戌守。他考中武举时，正是“庚戌之变”发生的时候。庚戌之变又称庚戌虏变、庚戌之乱，是明世宗嘉靖在位时期的一次蒙古的侵犯明朝事件。明嘉靖二十九年六月，鞑靼土默特部领袖俺答率军犯大同。大同总兵仇鸾重赂俺答，请求勿攻大同，移攻他处。明世宗即拜仇鸾为大将军，节制诸路兵马，兵部尚书丁汝夔请问严嵩如何战守。严嵩说塞上打仗，败了可以掩饰，京郊打仗，败了不可掩饰，俺答不过是掠食贼，饱了自然便去。因而丁汝夔会意，戒诸将勿轻举。诸将皆坚壁不战，不发一矢。于是俺答兵在城外自由焚掠，凡骚扰八日，于饱掠之后，得到明朝通贡的允诺，仍由古北口退去。因这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戚继光在京会试后，参加了保卫京师战斗，任总旗牌官。这次屈辱的事件也使戚继光坚定了反对外来侵略的意志和信心。
嘉靖三十二年，沿海地区倭寇猖獗，戚继光被任命为署都指挥签事，负责山东全省海防。他大力修建海防工事，整顿军纪，加强练兵。
嘉靖三十四年，戚继光又被任命为浙江都指挥签事，主管浙江全省屯田事务。东南沿海倭患严重后，他被任命为浙江宁绍台参将，管理宁波、绍兴、台州三府数十州的军务，督军练兵抗倭。在抗倭战争中，戚继光感到中国的兵器刀法抵不过日本倭刀，然而中国的长枪、棍技等长兵器，能比过日本的倭刀兵术。于是，戚继光愈来愈感到练兵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是时，在原任军营教枪训棍的河南千载寺武僧古松(李明亮)举荐下，将正在江南沿海传枪抗倭的河南千载寺枪师法号古卓、字信曙(李从谆)、信用(李从谦)等人，再被诏募入军营教枪训棍，枪抗倭刀，编营督阵。
嘉靖三十六年，他又再被提升为总兵官，镇守福建及浙江金华、温州二府，都督水陆诸戒务。在实战中，戚继光发现，日本武士惯使长刀，人称“倭刀”，刀身细长，分量较重，厚脊薄刃，极为锋利，刀身末端向上翘起，使用时双手握柄，刀大势沉，尤利于劈杀。短兵相接，中国士兵的刀法不如倭寇。然而中国的长枪、棍技等长兵器，则优于日本的倭刀。于是，东南沿海各都司自谋抗倭备战举措，动员武僧、武道之儒释道枪师自愿御倭助战。
河南登封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唐初，少林寺十三和尚因助唐有功，受到唐太宗的封赏，并称少林僧人为僧兵，从此，少林寺名扬天下。元代初，世祖命福裕和尚住持少林，并执掌全国的寺院。 明承元制，继续由少林寺主持执掌全国僧众。于是，戚继光提请少林寺出面组织河南的儒释道武魁、枪师参加抗倭。
千载寺碑刻记载这次征召抗倭枪师的全部经过与参加抗倭僧道枪手的资料：第一通，千载寺《嘉靖乙卯年诏募抗倭枪师准则铭•碑》：
国家承平久安 平民耕商不武 东南文物珍地 都司武备犹弛
嘉靖癸丑春头 倭侵南汇沿海 吾国祖宗之制 非奏不檀动旅
戚将军权略起 诏募中原武魁 儒释道门枪师 军营助战教枪
武师鉴选标格 自愿准则必备 忠孝仁义礼智 信略八字准则
第二通，征召抗倭枪手的 【八字准则】
忠之 精忠报国 孝之 敬孝祖宗
仁之 仁廉教枪 义之 义勇抗倭
礼之 礼貌尊令 智之 文智武备
信之 信融三教 略之 略称少林
大明河内都司癸城守备诏募驿站
大明嘉靖三十四年岁次丁巳十一月初八日
大明万历十二年岁次甲申二月初二日李政廉珍藏立石 王太民勒石
第三通，《千载寺 三圣祠 太极宫 募征抗倭枪师铭•碑》
大明嘉靖三十年至三十四年募征教枪抗倭枪师名录丶
古松•李明亮• 平阳府人 千载寺住僧 蓬莱教枪 助戚抗倭；
古卓•李从谆• 河内怀人 三圣门武魁 龙山枪训 助戚抗倭；
信用•李从谦• 河内怀人 三圣门武魁 莆田教枪 助戚剿倭；
古泉•张克明• 昆明府人 千载寺武僧 苏粤教枪 助戚剿倭；
义印•李从词• 河内怀人 三圣门武魁 鲁粤教枪 助戚抗倭；
天员•李 兆• 河内怀人 千载寺武僧 伏牛教枪 江南抗倭；
天伦•林志勇• 粤东汕人 千载寺武僧 黔国教枪 闽粤抗倭；
天童•李 童• 河内怀人 千载寺武魁 池州教枪 助余抗倭；
天移•李首会• 河内鄈人 千载寺武魁 苏杭教枪 江南剿倭；
天际•李盛春• 河内怀人 三圣门武魁 少林入吴 江南剿倭；
无极•王守愚• 山阳府人 千载寺武僧 燕山教枪 江南剿倭；
真融•童大智• 麻城府人 千载寺武僧 五台教枪 助威抗倭。
大明万历十二年岁次甲申二月初二春 敬立
李政廉珍藏整理 书丹 王太民勒石”
3、千载寺枪师抗倭战争的丰功伟绩。戚继光智谋大略，借鉴河南枪师僧兵古松(李明亮)、古卓(李从谆)、信用(李从谦)等助戚训枪，枪法绝技缠枪制敌；以及枪师武僧天员(李兆)率领僧兵枪挑倭刀，屡战屡捷之战略经验，便将诏募中原儒、释、道三教枪师棍勇编入军营，教枪训棍助阵战倭。二是枪师入住寺庙教枪，领育武徒募援抗倭。用长枪、棍棒、狼筅等长兵器加上弓箭、藤牌、长拳技击之战术，实施混合编阵之兵兵战略，挑战日本倭刀，使倭寇“刀不可入”，取得了“百战未有一挫”的辉煌战绩。
千载寺武魁参加戚继光、俞大猷等的抗倭部队主要做的第一件事，为戚家军、俞家军培养了大批懂得枪法、棍法的武装骨干。千载寺枪棍师也被分配到各地培养熟练掌握枪棍的兵士。千载寺枪师李永谆，法号古卓，在戚继光军队的大本营龙山教枪训棍，训练了三千精卒。这支军队作战机智勇敢，使倭寇望子生畏。被人誉为“戚家军”。此外，分散到各地的枪师有，李明亮法号古松，山东蓬莱教枪；李从谦，法号信用，在莆田教枪；张克用，法号古泉，在苏粤教枪；李从词，法号义印，鲁粤教枪；李兆，法号天员，伏牛山教枪；林志勇，法号天伦，贵州教枪，闽粤抗倭；李童，法号天童，池州教枪，助戚抗倭；李首会，法号天移，苏杭教枪，江南剿倭；李盛春，法号天际，少林入吴，江南剿倭；王守愚，法号无极，燕山教枪，江南剿倭；童大智，法号真融，五台山教枪，助戚抗倭。
第二件事，砥柱中流，积极参加抗倭战争，带领所训练出来的枪师，英勇作战，取得了抗倭战争的巨大胜利。杭州都司御倭招募的枪师、武僧：天真、天池、月空等率武僧抗倭、御倭首捷。
千载寺僧兵参加的主要战役有六次，分别为：
杭州之战：（公元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这一年，倭寇犯杭州。是日，“杭城闭”，“三司领僧兵四十人御之”，“大破倭寇”。僧兵队伍“其将为天真、天池二人”。这是僧兵参加抗倭的第一次战役，也是僧兵抗倭的第一次胜仗。郑若曾《江南经略·僧兵首捷记》详细记载了随后不久天员所率“苏州僧兵八十四名”、月空所率“杭州僧兵一十八名”参加的几次战役。 翁家港之战：（公元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僧兵首捷记》载：六月初四日，发兵至闵行镇，蔡公牌，仰僧兵为前哨。初九日，至南汇嘴中后所扎营。初十日，遣骑兵往六团巡哨，闻有贼百余人在焉。奋力追击，贼惧而逸，只存母子船五只。钻木取火烧去其三，以绝巢穴。余二只亦为风浪所粉。十一日黎明，天员与指挥朱某方议往八团迎贼，留提管僧无极等于六团下营，会韩都司玺委朱指挥往八团巡哨，朱遂先至八团，被贼杀伤部兵二十九人。时六合知县董邦政兵先被贼杀者亦四十人矣。是晚僧兵至八团，驻监生乔镗庄。有杨指挥、樊指挥者，先在庄前扎营。天员令其入内，自以兵捍贼于外。贼使人觇僧多寡，庄人谓之曰：“其数吾不能知，但知其煮粥米一石，每人分啜二碗而已。”贼闻之即走。次日哨探贼在二团三团，天员乃引兵南还。至一团之翁家巷遇敌，已申时矣。天员曰：“天未晚，犹可战也。”率僧兵二十五骑前哨，众兵继之。倭贼登屋了望者二人。天员率诸哨为先锋，月空等排阵于后。见贼下屋，天员心觉其设伏，即冲前堵杀，不容埋伏。贼忙迫换计，裹衣包为八扛饵我兵。天员下令曰：“如有抢倭财物，妨误大事者斩。”众骑不敢有所取。月空、无极横列阵为长蛇之形，韩都司、王守备等继其后，相离约百余步。阵法：两人持长枪，之后铁棍砍刀相间而列，弓弩火器左右参错。阵形既定，各噙靛花一丸于口。倭贼见僧兵列阵，度不能伏，其头目称赵大王者，即举扇招贼归战。诸贼扯去衣袖及内外襟，令人舁一门板，西向植地，以枪支定，二善弩者夹门隐身而立，二小倭递箭于傍。贼酋四十人，俱衣绿，排为一字形当其先，余六十人俱衣绯列于左右，各持兵笼，仰天而揖。揖毕，令刀手驱所掳民抬前所裹衣包八扛，撒地而走。僧兵知其为无用之人，不之迎也，亦莫敢越垒而趋利焉。天员引骑兵左右闪开，诱贼前进。贼先发矢，僧兵亦发矢。天员传令停射交锋，无极摧阵，呼伽蓝三声，大喊：“杀！杀！”长枪手奋勇前戮，贼舞刀乱砍，钩枪手随长枪而进，从隙钩贼之足，箭手发射，铁棍随钩枪而进，击死钩倒之贼，刀手继之。贼一面欲支长枪，又欲却箭，不虞钩蛇循地而至，不能更顾其足也。僧兵临战，暗约以靛青涂面，贼见青脸，红布蒙头，疑为神兵，胆已唬落。战时，左右弓弩火炮齐发，天员引骑兵绕出贼后，韩都司家兵与铳箭手三四十人随之，围贼于中。贼大败，斩首四十余级。贼舍死溃围，骑兵开一角纵之走，匿王氏屋中。僧兵围之，以火攻贼。贼穿壁而逸，半陷入靛坑中，长枪手刺杀之。仅存二十余人，逃入老营，合守营者共五十余人。僧兵攻之急，一倭妇出走，乃赵大王妻也。僧有名某者，骁勇绝伦，持铁棍逾堑沟击杀之。时已昏黑，不能战，遂收兵而还。行若干里，至中前所扎营，贼戴夜奔柘林，杀一巡检、二弓兵，即如金山。十四日，天员等坚壁不出，调养刀箭所伤。更选壮僧七十余人，合韩都司家兵张忠等三十余人，更为征剿之计。是日也，韩都司等官悉至营来谢，而以银牌称贺焉。此战大获全胜。
白沙滩之战：（公元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僧兵首捷记》载：十五日，天员复引兵至金山，贼逃往嘉兴之白沙滩，潜往王家庄。十六日，僧兵追及之。适汤总兵兵亦至，相合火攻，贼死二十余人，出亡被杀者复二十余人。凡翁家港逃贼及老营之贼，至是剿灭无遗矣。二十一日，天员复率兵在八团等处搜逻一日而还。初，蔡都宪牌云：“僧兵骁勇，不以首级论功。”天员据此节制其众，不许违反宪语。韩都司见僧兵数寡，常恐恐然在阵后半里大呼众兵接援。故一时被害，不过了心、彻堂、一峰、真元四僧而已。僧兵之成，韩都司协相之力，盖不可诬也。此战僧兵牺牲四人，但大获全胜。 叶谢镇、马家浜之战：（公元1554年嘉靖三十三年）《江南经略·上海县倭患事迹》载：甲寅正月，贼首萧显攻县城，官兵击败之。辛丑，萧显自崇明县南沙突出，驾七巨舟入吴凇江，夜泊宋家港，分兵四劫。崇明水兵船在东岸，黎明接战黄浦中，败绩。显遂逼东门，穴民楼瞰城中，攻城甚急。时城初筑未固，海防佥事董公邦政与署县事常州通判刘本学登陴督战，用神枪手杀贼甚多。出兵斫营，亦颇胜。二月乙亥，贼解围去，会兵备佥事任公环统民兵三百、僧兵八十来援。贼舟泊黄浦者百余艘，而自吴淞江南行者不计焉。任公环勒兵战于叶谢镇、马家浜，斩获颇多。援兵不继，僧大有、西堂、天移、古峰等二十一人死焉。任公环整师复进，追击五里桥、习家坟，皆大捷。贼乃惊惧走。此战僧兵虽牺牲二十一名，但大获全胜。 六里桥之战：（公元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江南经略·吴江县倭患事迹》载：正月……贼陷浙之崇德县，掳民船五百余艘，历南浔、杨堰至平望六里桥。乃十九日也，兵备参政任公环伏沙兵将击之，僧兵泄其机，沙兵被害及溺死者甚众。任公命知县杨芷及举人周大章分督水兵，伏于桥之东西荡中。贼至伏起，贼卷帜欲遁。水兵亟击之，斩首一十五级，飞炮击死者二十余人，所掠财宝亡失殆尽。这一仗抗倭军队设下埋伏，很可能是僧兵过早突起，致使沙兵遭受了损失。但最后还是抗倭军队取得了胜利。 巢门之战：（公元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上海掌故丛书·甲乙吴淞倭变志》载：十月，提督诸公合浙、直诸路兵进剿陶宅倭。僧兵前队直至巢门，轮棍进破敌，遇者即仆，顷刻毙数倭。倭诡，将先一日所败我兵服色器械扮作我兵，忽绕出其后，鼓噪混杀。僧兵不知，犹呼后兵接进，而倭刃已及身，遂大呼皇天而死者若干人。僵尸满田间，见者无不流涕也。悲乎！将帅不知用兵而驱猛士，为贼所乘，吾松之败衅，大抵由此矣。后僧兵骨官为立石塔，瘗于佘山。此役僧兵损折不少，最终胜负不得而知。
